离开故乡很多年以后，有人问我，你在沙乡住了那么多年，一定非常了解沙地究竟是怎么由草原变成沙地的吧？对此，我只能笑笑，并淡淡地对他说，对不起，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有认真考虑过。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凭我的经历和直觉，草原变成沙地的过程与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大部分的父老乡亲们，他们不懂得生态保护、心中无生态意识、肆意破坏自然环境中的林草植被，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这么说吧，当年在我的故乡，像我父母亲那样的父老乡亲们，心中确有生态意识，热爱家乡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知道家乡环境变好、家乡生态繁荣以后，对于家乡来说意味着什么；而在故乡大部分的父老乡亲们心中，还没有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有些人即使有些生态意识，可是在生活中仍然不能摆脱那种传统的行为方式，每年都在不遗余力地遵循着季节的变化，从事着“轮荒种地、打羊草和搂大耙”等生态破坏活动，着实令人十分痛惜。

在我的记忆中，因为父老乡亲们总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天吃饭”，所以家乡野外可利用的自然资源消耗得十分迅速。记得每年春季，父老乡亲们总是赶着马犁、牛犁，满山转悠，发现哪儿地面平坦、植被茂密些，就在哪儿下犁，一边翻着地、下着种，还一边得意洋洋地赞叹道：“这块‘生荒地’的地板儿还真是不错，若能犁出三五亩好地来已是十分难得。”犁完了这块地，又去犁下块地，一个春天下来，犁它个二三十亩没有问题。而立秋过后，父老乡亲们又抓紧时间去打羊草，仅用半个左右月的时间，野外所有长草的草甸和沙洼、沙岗及沙山，都像剃过了头一样，全部裸露在了人们的眼前。这无疑给春季风沙肆虐，埋下了诸多的隐患。

如果说，打羊草暴露出地皮是为春季风沙骤起而埋下了隐患的话，那么轮荒种地的后果就是比较严重的了。但话又说回来，轮荒种地的后果再怎么严重，也只是局部破坏了生态的平衡，况且轮种一年撂荒三年之后生态还有修复的可能，这对于整个沙地来说还没有遭受到致命的打击。而搂大耙就令人十分的可怕了。你想啊，那么粗壮坚硬的钢筋，十几根密集均匀地排列在一起，所到之处，不但地表以下三到五公分的活性组织被严重破坏，就连沙地表面好不容易才长出来的一点点植被，却也都要全部被活活地连根拔起。

如果给故乡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定个时间段的话，莫过于“文革”时期。“文革”时期的故乡生态遭受到严重破坏是我亲眼所见。那时，有些人在干了诸多的坏事之后，为了转移大家的视线，打着为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烧柴问题的旗号，带头向沙坨子里“进军”。我这里所说的沙坨子里，指的就是我的沙地故乡。每年冬季，“造反派”都会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的到沙坨子里搂大耙，对故乡仅存的一点点生态植被下死手。

“文革”的头几年，人们不明真相，许多人跟在造反派屁股后头跑，干些个不尽如人意的勾当。比如，没收故乡大川南部村庄后皋皋生产队王影匠的影人子和影箱子，出于嫉妒心理不怀好意地往大川中部村庄——我的生身之地——前那木嘎土东园子接生婆儿杨凤老婆头上扣火盆，无缘无故地冲进村东头儿的宏丰学校批斗校长程希盛，等等。后来，人们发现不对劲，跟着造反派屁股后头干坏事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他们的威望和号召力也在逐渐下降。但唯独上沙坨子里搂大耙这件事，年年得到百分之七八十村民的支持和响应。

时令进入冬季以后，早就已经厌烦了造反派所谓政治斗争的村民们，都认认真真地开始为冬春进入沙坨子里去搂大耙做着准备。由于是人民公社化的限制，个人没有大型的运输工具，我所在的前那木嘎土生产队里仅有的七台大胶轮车（两台马车、五台牛车），便成了全生产队人分成七个组去搂大耙的硬件条件。

说起搂大耙，有必要详细的介绍一下大耙的制作过程，也好让后来人深刻地记住它，抛弃它，永远也不要再去使用它，甚至建议应该把它送到故乡生态历史的审判台上，作为反面教材，时刻警示沙地故乡后代的子子孙孙们，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搂大耙用的大耙是用八号钢筋（时称八号线）和木杆做成。做法是：用两根直径为十公分左右的柳木棒或者榆木棒，截成一百公分和一百二十公分长，砍成方形，刨平。分别将一百公分长的方木放在后面、一百二十公分长的方木放在前面，钻十二个孔；将八号线截成二百八十公分长的段，共六根，在一百四十公分处对折；将两根八号线的头，插入已经准备好了的一百公分长的方木的十二个孔内，穿过一百二十公分长与一百公分长方木相对应着的十二个孔内，使两根方木之间保留二十公分的距离，然后再将十二根八号线的线头部位，弯成九十度的角，然后揋成半圆，调平，砸实，一张大耙的耙子头就做好了。

接下来的工序，需要在耙子头上安装大耙杆和耙背子。做法是：取一根三至四米长的柳木杆或者榆木杆，大头儿直径十公分、小头儿直径八公分为宜，锛结子，去皮；将大头儿用铁钉钉在或者用麻绳摽在耙子头的两根方木上，使耙子齿和耙子杆形成一条水平的直线，然后将稍有一点弧度的三十公分长、大头儿十六公分宽、小头儿十二公分宽，大头儿厚度为六公分、小头儿厚度为三公分的经过精细打磨的耙背子，在大头儿六公分以下处，凿成个九公分左右的洞，将大耙杆的小头儿从这个耙背子洞穿过去，在十六公分处安装一个固定的能卡住活动的耙背子在搂柴时不至于脱离大耙杆的木塞或者是铁钉、铁条都可以，至此，一张大耙就做好了。

与之配套使用的装柴用的耙连子的做法比较复杂。做耙连子的人，得是久已编筐的高手，编出的耙连子既轻巧好看又结实耐用。做法是：割一梱二年生天然出生的红毛柳和一梱二年生天然出生的山黄榆条子，各样两根，拧在一起，形成一根长长的条子绳。将条子绳牢牢地系在事先准备好的框架上进行编织。框架是用平均直径两公分的柳木杆或者榆木杆扎结而成，底部和背部做成两个长方形，尺寸比大耙头的尺寸多出十公分，在背部立着的长方形横着的两根木杆的正中间，立一根直径六公分左右、上头带弯钩儿的榆木棍，挂在大耙的杆上，位置在大耙头一百公分方木的前边十五公分处，设一档头，保证一米七十公分左右个头儿的成年人，搂柴时耙连子离地面保持在十公分左右。严格地按照这些尺寸，扎好了框架之后，就开始按预先设计好的图样编织条子绳，绳与绳之间形成十五公分左右的正方形。大概用半天的时间，一个令人满意的耙连子就编成了。

成品耙连子的形状就像一个大簸箕，底下留出的一排径条的尖梢，在大耙齿的前头，齐刷刷地斜着向后上方翘翘着。耙齿子弯曲的角度，决定着大耙挠进地皮的深度。而在搂柴的过程中，挂在耙杆上的耙连子装满柴以后，无形中又加重了大耙挠进地皮的深度。届时，沙乡野外人满为患之时，人手一张大耙，搂遍了故乡的草甸、沙洼、沙岗及沙山，人们几近疯狂，所到之处不留一点儿死角，而且是岁岁年年。就是这样的一种配套的搂柴工具，在我沙地故乡十来年的时间里，无情地挠开了脆弱的地皮，掠夺了我故乡一年比一年减少的生态物质，使故乡的沙尘天气一年比一年加重……

当年，记得我所在的前那木嘎土生产队的社员们，每年到了冬天搂大耙的时间段，根本不用造反派催叫，天不亮就起来吃罢早饭，按照早已分配好了的七台大胶轮车的人员名单顺序，主动给各自所在的大胶轮车搭上跨杠，装上大耙、耙连子，然后坐上大胶轮车，大胶轮车便一字排开，载着山外的这些父老乡亲们，浩浩荡荡，鱼贯涌入科尔沁沙地南缘的沙坨子里。

每每太阳偏西的时候，散布在科尔沁沙地南缘沙坨子里的这七台大胶轮车，均满载而归。从远处看，坐在柴车上边的人们，就像一个个小蚂蚁，个儿大一点儿的露出一颗头在晃动，个儿小的就只能看见黑漆漆的一片中偶尔像有什么东西在蠕动一样。

我们村搂大耙的这七台大胶轮车，日复一日地朝夕往返在村中的街道上。一个冬天下来，村中街道旁的烧柴垛就纷纷小山似的拔地而起，并与日俱增。烧柴垛给我故乡的父老乡亲们带来了收获和满足的同时，也带来了欢乐和希望。

然而，沙坨子里的父老乡亲们心中却不是个滋味，他们开始开会研究，想办法阻止沙坨子以外的人们的这种比骂他们的八辈祖宗还缺德的荒谬的行为继续。尤其是刚刚插队到潮海公社二十家子大队道不歹前后队的那些天津知识青年，他们有知识，有觉悟，又有热情，懂得保护沙地植被的重要性。起初，他们经过耐心地与沙坨子以外的这些村民们谈判、沟通、解劝，发现形势根本没有好转，反而变本加厉，上百张大耙仍然天天还在沙地里肆无忌惮地挠的时候，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于是，知识青年们就采取了一种超常的粗暴方式，与沙坨子以外的这些村民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们拿上木棍、铁棒、菜刀、洋叉等迎手的家伙，强烈驱赶搂大耙的人群，最终发展到大打出手、两败俱伤，以致于血染沙山的悲惨案例……

从此，天津下乡知识青年就在我的沙地故乡留下了一个十分不雅的称号——天津驴。现在想来，虽然当年天津下乡知识青年的做法有些粗鲁，但是实属出于无奈，尤其见于当时沙地生态保护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当时我还小，当我看到沙坨子以外的村民们搂大耙回来时身上脸上流了那么多的血，不能完全理解天津下乡知识青年动武的动机，只是觉得这些“天津驴”太可恶了，竟然横行霸道到我们的沙地里来了，而且明显的感觉到，他们这种在“文革”中养成的恶习，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当地人的正常生活了。

然而，当我后来看到沙坨子里从此就平静下来，再也没有铁大耙湖挠乱挠、而林草植被一年比一年繁茂生长起来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天津下乡知识青年当年的行为是何等的高尚和及时啊！他们书读得比父老乡亲们多，知识面掌握得也比父老乡亲们全面，头脑中有生态意识；他们知道沙地里的生态该如何得到保护、如何保持沙地生态平衡的道理，也知道沙地人应该怎样捍卫自己的家园，家园生态不遭到破坏；他们忍辱负重，心中充满了大爱，真该举双手为那些年轻人点一个大大的赞，并强烈呼吁社会尽早还他们一个清白。

时代在飞速发展，社会也在不断进步，我的沙地故乡的父老乡亲们以及后来人的生态觉悟更是在逐年提高。但愿我的沙地故乡能永远的将搂大耙这种拙劣的有害于国土生态安全的行为，作为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永久地尘封起来吧。我再也不想看到搂大耙的人群，在我沙地故乡的土地上出现了！（本文选自《今日国土》杂志2022年12月）

作者简介：李青军（笔名：云杉、冷杉、湖泊、李树一等），辽宁彰武人，生态文学作家，杂志社编辑、记者，从事《国土绿化》杂志的“绿色文苑”和《绿叶》杂志的“自然之声”以及《绿叶》杂志改版后生态文学栏目的约稿、编撰工作20年。1996年9月至1999年12月任《生态文化》杂志社编辑部主任。现为中国林业生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乡土艺术协会文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今日国土》杂志社生态文学委员会特聘生态文学作家。著有《儿时的记忆》《在科尔沁沙地里》《树海人生》等生态文学著作9部。曾在《大森林文学》《森林与人类》《人与自然》《黄河》《时代文学》《辽宁文学》《大自然》《国土绿化》《绿叶》《生态文化》《五味文学》《中国民族报》《中国绿色时报》《北京日报》等报刊发表生态文学作品300多篇、约100余万字。《为了绿色的家园》《梦里草湖》《沙乡行》《幽谷珍禽》《供树神》《沙地故乡》等10余篇生态文学作品，在不同时期的生态文学各种笔会、征文大赛中获得过不同奖项。

责任编辑：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