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河北南部的一个村庄，比较有名的漳河距我家5华里。村庄不大，就像我在一篇题为《街的功能与路的功能》的小品文里写的：“村中只有一条街，出村只有一条路”，村庄有3华里长，居住比较分散，但村名叫集村，村名的来历已不可考。上小学时，关于村名令我很纳闷。当时邮递员将信送到学校，由老师先收着，放学时将信委托住在附近的学生带给收信人。我经常看到邮递员将别的村的信错投到我们村，这些错投的信有一个规律，地址都有集村两个字。如我们村邻近的双庙集村、方里集村、仕望集村、北皋集村、泊口集村。这些村都有集市，所以叫集村。而我们村单名一个集字，却没有集市。我小的时候，偶尔随父亲去赶集，就很羡慕居住在集上的人。感觉他们赶集不用走很多路，又经常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事情。听老年人说，我们村原来规模很大，有五条街。由于漳河泛滥，将村庄淹了，村民四处逃荒。水退了之后，陆续回来的人就聚集在一条街上，这就是村庄绵延3华里的原因。这用不着考证，因为五条街的遗迹还存在，另外，村前村后有一些庙宇的废墟，依稀可以感到往日的繁荣。因人口规模大不如前，所以集市就迁移到邻近的双庙村。我在农村的时候，双庙集是公社所在地，现在则是乡政府所在地。

我家住在村中间偏西，村前有一棵大柳树，两个人都抱不过来。据说是解放初期种的，因是集体财产，所以一直长在那里。我当生产队长时，队里很困难，有人建议把它卖掉，我没有同意，因这棵树已成了我们村的标志，卖了标志就没有了。后来这棵树死了，村民们没有人敢把其刨掉，说上面住着神。听老年人说，在它的附近有一棵大杨树，比这棵树更粗更高。日本鬼子逼着村民把其刨掉修炮楼，村民们一边刨一边小声对着树说，是日本人逼着我们刨的，不要怪我们。可巧，鬼子队长当晚生了病，翻译官告诉他说，可能是树上的神降罪于他。于是，鬼子队长命令停止刨树，并具礼谢罪。但因刨了一整天，根已被砍断，这棵树还是死了。在大柳树的附近又长起了一棵杨树，长得郁郁葱葱，去年我回家，看到它已有一抱粗，不知它能够长多大。我想树也象人一样，生生不息，各领风骚几十年。

我小的时候，我家的东面住着一家人，是老两口，老头叫王立章，我称呼他王爷爷。他家没有儿子，有一个女儿早已出嫁。他家的院子很大，大约有三亩。院子里种了很多树，有榆树、槐树、柳树等，也有果树，如枣树、桃树、杏树等。王爷爷的腿有一点毛病，走路一拐一拐的。我爷爷说，解放前，他被人诬告入狱，县官严刑逼供，让他走十二面烧红的铁鏊子，一只脚上的肉被鏊子粘去一层，所以走路才一拐一拐的。后来，村里很多人去保他，县官不得不把他放出来。出来后给别人介绍经验，说上到鏊子上一定不要急于迈步，等把肉烧焦了再走，既不疼了，肉也不至于粘下来。我想这样的经验，不一定有人用得上。从我记事起，我就很少看到他到生产队上过班，一天到晚，侍弄他的那些树，树长得很高，整个院子就象一个森林。我上小学时，晚上到他家的树上去摸知了的幼虫，放到火里烧熟了吃。后来，他成了生产队的五保户，再后来，他得了中风，可能是脑血栓，不久就去世了。他的老伴又活了很久，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才去世。王爷爷死后，他的树被生产队用去一些，被他的女儿拉走一些，除了几棵枣树已所剩无几。枣快熟的时候，小孩子结伙去偷老太太的枣。我经常听到王奶奶声嘶力竭破口大骂偷她家枣的人。我从没有偷过他家的枣，但却经常听到她在骂人，而偷她枣的人早已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后来学习经济学，更感到产权的有效维护是多么不容易，即使产权界定再清楚，如果没有能力来维护，那也等于白费。

我家的院子有半亩多。院子南面有一个一百平方米左右的坑，是我家宅基地的一部分。坑形成于何时，我不知道，也没有问过我父亲，大概是建房子就地起土形成了坑。每逢下雨，四面的水都往这里流，坑里很快就集满了水。夏天，生产队把麦秸填进去沤肥，有时也在里面沤麻。我现在想，那味道一定很臭，但我记忆中却没有臭的感觉，也许是“久而不闻其臭”吧。坑的一面临街，其他三面种了很多树，有的树已长得很大。后来盖房子用了一些，困难时期卖掉一些。多亏这些树，我们家才度过了70年代那比较困难的时期。那时我十几岁，原来的树用掉卖掉了，种树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我的肩上。我种了很多树，但活下来的没有几棵。那时，家家养猪养羊，猪羊跑出来，把树皮啃掉，树也就死掉了。有点象我国的绿化，年年种树不见树。偶尔活几棵，长得也很慢，正应了我父亲经常说的那句话：人穷树不长。我高中毕业后，就从地里运来土，将坑填平，并建了围墙，现在成了我家的小花园，种了梨树、苹果树、枣树、香椿树，我还从北京移去一棵枫树，长得郁郁葱葱。

我家南面是一块空地，生产队经常在那里开会，有点像城市的广场。靠北边有一棵柳树，柳树上挂着一口大钟，就和电影《地道战》里那口钟差不多，每天早上我都被响亮的钟声敲醒。“广场”东侧有一排房子，原是生产队的食堂，建于1958年。我那时刚记事，记得里面有几口大锅，有几个中年妇女在那里做饭，都是我家的邻居，我和几个小孩去要吃的，有一个我应称呼大娘的人给了我们一人一管葱叶，葱很辣，我们既不能吃，又不敢扔。我还记得，我跟着爷爷去食堂领我家的饭，装了满满一篮子馒头。第二年春天，我看见几个中年妇女在一个废弃的石头牲口槽里捣“玉米骨头”，也就是玉米脱粒后的芯子。我听她们一边捣还一边说，上级要来检查，看是否真的已没有粮食吃，所以捣一些玉米骨头做中午饭，中午我试着吃了一些，真的难以下咽。好在是糊弄上级，晚上就不再吃了。不久，食堂就解散了。这就是成立时间不长即解散的公社食堂给我的记忆。

食堂解散后那些房子成了磨房。磨房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因我家经常在晚上去磨面，而且都是在十点钟之后，当我已经睡着的时候，母亲把我推醒，说去推磨。我迷迷糊糊就拉着推磨棍往磨房走。磨房里有两口磨，一口磨比较轻，另一口磨比较重，我愿意推比较轻的磨，但推较轻的磨，推的时间就比较长。父亲在外面扶着磨棍，我在里面两手举起来刚好够着，扶着推磨棍，不停地转，转了一圈又一圈，转着转着就睡着了。我不知道用了多少力，做了多少功，总之我必须跟着走，又困又累，使我感到无比的痛苦。现在想起来，已不再怪父母，因为磨确实很重，两个人推起来实在吃力，加上我，可能会轻松一些。直到1965年，我们村通了电，磨房才完成了历史使命。

“广场”的南面是生产队的牲口棚，就是“文化大革命”时知识分子“蹲”的所谓“牛棚”。我不知道知识分子们住的是不是真的牛棚，我想，贫下中农会让他们住最好的房子，起码我们那里的人会这么做，只不过在他们的心理上认为那仍是牛棚。我则实实在在在牛棚里住了差不多有十年时间。我住牛棚，绝不是犯了错误被流放，而是随我父亲搬到那里去的。父亲在人民公社成立时就任生产队长，据说在社员中的威信很高，但性格不好，经常和支书吵架。党支部书记是他儿时最好的朋友，参加过抗美援朝。父亲和他不断发生矛盾，后来矛盾升级，我父亲便愤而辞职，发誓这辈子再不当生产队干部，并且下辈子也不当。父亲下台后，生产队让他做饲养员，也就是为生产队喂牲口。开始只有两头骡子和三头牛，后来买了一头驴，生了几头小牛，总数有十几头。我住在牛棚里，不仅仅是睡觉，晚上还有任务，那就是为牲口加草料。临睡前，父亲将草料准备好放在筐子里，牲口吃完草料后会发出声音，父亲将我踹醒，我就下床将准备好的草料倒在牲口槽里，再上床接着睡。开始不太情愿，后来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份内”的事了。上小学后，我的任务又增加了，那就是为牲口垫圈。先把晚上牲口拉的粪便清理到后面，再将牲口卧的地方用土垫起来。土是生产队预先准备好的，像一座小山。每到农闲时期，生产队便组织社员拉土，将轧碎的秸杆和土混合堆起来，用来为牲口垫圈。堆土的地方离牲口棚约有50米，要用篓子背上十几次。土的数量是父亲规定的，每天回来都要检查，所以我从不敢偷工减料。后来，生产队为了减轻饲养员的劳动强度，做了一辆独轮小车，用车子推土。推车的难度很大，我学了很长时间才学会。有时，我动员同学来帮忙。我大伯的儿子，大我一个月，经常帮我的忙。我考上高中后，搬到学校住，才离开住了十年的牲口棚，我弟弟则接了我的班。有的生产队有两个饲养员，我们生产队从始至终则是我父亲一个人，实际上是一个半。生产队也从没有给我父亲加过工分，我父亲也从未提过。父亲做饲养员一直做到人民公社解体，其间除到县城开过一周劳模会之外，没有离开过一天。他当了将近20年饲养员，分田到户后再也没有养过牲口，对此是否感到失落，他没有说过，我也没有问过。2000年，因身体不好和无人照顾，和母亲一起搬到邯郸与我弟弟一起住，参与到我所鼓吹的城镇化过程中。对他来讲，不知是失落，还是满足。2007年，他因病去世。我在他去世后赶回去奔丧，后事办得很隆重。所谓隆重，就是来了很多人为他送葬。

我从上小学开始就喜欢种树和种菜。一到春天，放学之后，便跨一个篮子去地里，一方面完成家里给猪羊打草的任务，另一方面，则是寻找树苗，桃树苗和杏树苗，挖回来种在我家的院子里，但种的树总被猪羊吃掉或被别人拔掉，这是长期困扰我又令我十分烦恼的事。我种的树长得好好的却被人连根拔起或从中间折断。秘密终于被我大妈发现。一天，我邻居的女儿见我家没有人，跑进去将我种的树苗统统拔掉，恰被从外面回来的大妈撞见，由此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至今，我不明白，五、六岁大小的孩子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后来，每在和人讨论产权明晰和产权保护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件事。再长大一点，我便在院子里种菜，记得有一年，我种了西红柿、丝瓜和梅豆，结了很多。以后，我每年都种，但多数年份，是只有耕种，没有收获。不是被邻居的猪羊鸡吃掉，就是被自己家的猪羊鸡吃掉。一次，我家的猪把我种的丝瓜和梅豆拱掉了，让我痛打了一顿。有一年，我在父亲的帮助下在我家的院子里用土打墙围了一个20平方米大小的小院，墙有半米高。心想无论是我家的还是邻居的猪羊都不会再构成威胁。没有想到，一向不进园子的鸡却在一个早上实施了侵略行为，将我辛辛苦苦种的头一天还绿油油的菜进行了“扫荡”，我进行的“反扫荡”就是把我家搞得“鸡飞狗跳墙”。后来，菜还是照样种，树还是照样栽，只不过是，只管耕种，不问收获。

我从12岁开始割麦子，一直到22岁上大学，共计割了十年。第一次割麦子给予我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是1967年夏天。学校放麦假，不像城里放暑假和寒假，农村除年假外，只放麦假和秋假。割麦子的头一天，队长做了麦收动员，说凡是能下地的都要下地割麦子。小学生一般去拾麦穗，但我决定去割麦子。第二天天不亮，我和其他社员一起，拿着镰刀就下地了。虽已进入夏天，清晨却非常冷，手抓麦子有些凉飕飕的，麦子还没有完全熟透，再加上不得要领，进展非常慢。别的人都割到前面去了，把我一个人甩得很远很远。腰也很疼，手磨出了泡。休息的时候，很多人取笑我，说小孩子根本没有腰，哪来的腰疼。一个早晨，别人割了几个来回，我却只割了一个来回。回家吃早饭时，我怪我的镰刀不快，所以落在了别人的后面。父亲给我磨了镰，又给我讲了割麦子的要领。我把手上磨出的泡用针挑破，找了一只破手套戴上，上午又下地了。麦子经太阳一晒，脆了许多，镰刀也快了，割麦子的要领也掌握了，早晨我是用镰刀砍，而不是割，所以很费劲，上午就省劲多了，这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决心。下午捆麦子，开始不会捆，捆的麦个子小，也不结实，后来逐步熟悉了。头两天，感觉一弯腰就疼，第三天，腰也不疼了。第一天，有些度日如年的感觉，后来就习以为常了，人真是有些奇怪。在农村，会割麦子是合格劳动力的标准，否则会被人看不起。整个麦假，我象成年劳动力一样，割麦子捆麦子运麦子打麦子，我坚持下来了，我感到很自豪。当然，我也盼着开学，一开学就不用一天到晚在太阳底下曝晒了，那真是“赤日炎炎似火烧”。第一年割麦子我过关了，第二年当然也不能例外。此后，我除1975年去修岳城水库，完工回来时麦子已割完外，我都从头到尾坚持到底。十年割麦子是我人生的重要经历，令我没齿难忘，至今我也不怕太阳晒，不怕风雨狂，与我割麦子的经历有关。1996年我和两个同学党国英和孙耀唯到我家去割麦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传为笑谈。

1973年末，我高中毕业。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回乡务农一条路。我家人口多，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家里一直很困难。我回到生产队劳动，父亲的担子就轻了很多。至1978年3月去上大学，我在农村参加劳动四年多一点，开始当生产队技术员，后来当了一年多生产队会计，最后一年当生产队长。

回乡第一天，生产队就让我当农业技术员。我也感到，这个岗位非我莫属。因为，我上高中时，学了一门课，叫“农业基础知识”，任课的是我们的班主任王培显，他上课很认真，他教的东西我后来都用上了。技术员的主要工作是治虫，其次是种植试验。第一项工作我做得有声有色。生产队的喷雾器和喷粉器成为我的主要装备，平时就放在我的床下，一有虫害发生，我便找上一个助手，喷杀一通。在我当技术员的四年时间内，没有严重的虫害发生，不知是否应归功于我？第二项工作我也做出了贡献，也留下了不小的遗憾。生产队给我划出了20亩地，由我支配。（后来，我任生产队会计后，生产队所有的土地都归我支配。）就是说，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当时，真感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按照高中课本上提供的方法进行了玉米杂交种的试验，对我们那里一种质量非常好但产量很低的玉米品种进行提纯，想培育出自交系，然后进行远缘杂交。这项工作进行了四年，上大学后不得不放弃了。我还试种了高粱杂交种、玉米杂交种，但产量始终提不高，原因是地力太薄。当时，还没有化肥，农民把植物的秸杆都当柴烧了，草木灰上到自留地里，生产队的地里长期不施肥，地力都耗尽了。公社书记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政绩，想了很多办法，如把农民的炕拆了，把炕土施到地里。有一年，把农民的围墙都拆了，把墙土拉到了地里，有一定效果，但不解决根本问题。我当时也认识到，不恢复地力，产量便不可能大提高。为此，我丧失了一次重要机遇。一天，公社书记找我谈话，问我，“如果你当支部书记，能不能使粮食产量翻一番？”，我当即回答：“不能，不但一年翻不了一番，三年也翻不了一番。”后来我想，如果我说能翻一番，也许就会让我担任党支部书记。事实是，我不但没有当上党支部书记，连党员也没有当上，而让我当了我最不愿意当的生产队会计。我那时已是生产大队的民兵副连长兼团支部副书记，回生产队任会计等于被“贬职”。当然，这些都不是正儿八经的“官职”，而会计被人们认为是一个既有实权又很“清闲”的差事。

“会计”这个差事到了我手里却不清闲。生产队长是我本家一个哥哥，人很本分，但文化水平低，只上过小学，又缺乏领导能力。公社本来考虑让我任生产队长，但他胜任不了会计工作，只好倒过来。本来我可以不管生产，但生产上所有的事务都要我拿主意。我也是个爱管事的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决心让社员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所以，我分外忙碌。为了完成我制定的计划，我每天都下地和社员们一起劳动，晚上和队委会一起研究第二天的工作，排兵布阵，像打仗一样，生活过得也蛮有意思。

我当会计后干的第一件事是借种子，有点像小说《创业史》里柳青写的梁生宝买稻种。宣布我当会计的第二天，我让保管员打开仓库，却发现仓库里空空如也。马上要春播了，玉米种子也没有。没有种子，春播难以进行，一切计划都将成为泡影。这时有人给我出主意，说村东有一个叫郭云鹏的人和河南有朋友，或许能借到种子。我和郭云鹏不熟，准确说是不认识。不管认识不认识，我硬着头皮去他家里拜访，并说明来意。我当时已是村里的“名人”，不管大人小孩都认识我。现在，我在村里仍然很有名，但认识我的人却很少了。郭云鹏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满口答应。说过几天河南来人，借种子没有问题。果然，过了没有几天，河南来人了，同意借给我们种子。于是，我就借了一辆稍好一点的自行车，第二天，便和河南来的人一起上路了。说是河南省，实际就是我们县南面的内黄县，两村相距30公里左右。有一段柏油路，但大部分是土路。我们天一亮就出发，中午就赶到了。河南来的人比我的年龄大几岁，已结婚生子，也是生产队的会计。我感觉他很实在，一路走一路聊，到他们家的时候，我们已成了朋友，所以中午饭就在他们家里吃。我没有客气，也没有付钱，如要付钱我也没有钱。吃过饭，他出去了一会，大概是和队长商量去了。回来后，一起去了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员已等在那里。通常，仓库有两把锁，保管员拿一把锁的钥匙，会计拿一把锁的钥匙，二人同在，才能打开仓库。仓库打开后，我发现和我们生产队完全不同，库房里装满了粮食。据说河南省推广了杂交玉米的种植，产量有很大提高，社员的积极性也很高。而河北省实行的是“竭泽而渔”的政策，留下的口粮根本不够吃，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他们把我带来的口袋装满，足足有一百二十斤。装上车后，我告别了他们，便急着往回赶。回来时和去时不同，一是驮了一百多斤的东西，二是无人聊天了，感觉很寂寞。但我劲头十足，也不感觉累，大概是中午吃得既饱又好的缘故。在内黄县城的大街上停下来稍作休息，就继续赶路，天黑以前回到了家。社员们都很高兴，觉得还是我有办法。此后的两三年，他们给了我全力的支持，无论什么事情，从来没有为难过我。借的是玉米，还的是同样重量的小麦，还的时候我没有去，是委托郭云鹏去还的，所以，和我同行的河南人我再也没有见面，也许今生再也见不着了，但我从心底里感谢他。不仅是他，连郭云鹏现在怎么样？我也不清楚，也许已经去世。出来上学后，再没有见到他。如果他还健在，我一定找一种方式感谢他。也许，他已经把这件事忘记了。人生就是这样，当我们想到要感谢帮助过自己的人的时候，却再没有机会了。

当了会计，有了“实权”，我考虑为“人民”“造福”。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解决吃饭问题。要吃饭，必须先解决磨面问题。那时，社员磨面，要到别的村庄，需要等很长时间，甚至等整个通宵。我想买一个电动机和一个电磨，为社员们磨面。给社员们一商量，他们都同意。我们生产队有一个社员的父亲在邯郸工作，我就让他找他的父亲，想办法买一个电动机，旧的也行。他去了不久就回来了，说有一个企业要把旧的1.5马力的电动机卖掉，价格是100元，还可以买一个新的，1马力，价格是80元，问我要不要。我说要，马上筹资。麦收之后，交了公粮，给社员分了口粮后，还有一些余粮。我就让保管员和副队长把余粮卖到了自由市场，说是自由市场，其实并不自由，官方叫“黑市”，小麦的价格比国营粮站高3倍多，但有很大风险，一旦有人举报，就吃不了兜着走。两台电动机和电磨、电碾子买来了，马上开了一个磨房，开始磨面碾米，一共花了300多元，为此卖了1000多斤小麦。磨面不是问题，关键是收费，很多磨房就是因为欠费而关张大吉。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决定本生产队社员不必交现金，到年底一起结算。外队的人交现金，没有现金的可欠费一个月。欠费的大多是生活比较困难的人，也有恶意欠费的。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按收到的现金数量给予10%的奖励，这样就提高了磨面工的收费积极性，每月能够收到30多元现金，保证了磨房的维修和生产队的零星开支。磨房一直开到我上大学，后来不知什麽原因就停掉了。

在我当会计和队长的两年多时间，还购置了一台柴油机、一匹马和一头驴。我让生产队的驭手去买一头驴，驴买回来了，花了100多元。然后说，有一匹马很便宜，只要600元，因为有一只脚有毛病，他记下了卖马人的地址。为买马我去找了公社党委副书记，他给我批了一个条子，我拿着这个条子到信用社贷了300元，其他的钱都是卖余粮筹集的。那匹马高高大大，威武雄壮，如果不是脚有毛病，肯定能卖1000多元。但到了我们这里，脚很快就好了，成了耕地的主力。别人见到这匹马，都说我们真有运气。运气归运气，不久，人民公社解体，搞分田到户，这匹马也分了，我们家分了一条马腿。由于土地分成了许多小块，马也就没有了用处。不久，马就给卖了，据说只卖了200多元。当时，我在大连读大学，听到后十分惋惜，但也无可奈何，如果我在家里，我会出钱把它买下来，作为我的坐骑，像唐吉珂德那样去大战风车。还有一匹骡子，人民公社成立时，它就被作价成为我们生产队的重要财产，为我们服务了几十年，是我们生产队的功臣。我曾给其他人说，如果它死了，我们不但不能剥它的皮，吃它的肉，而且应厚葬它。分田到户之后，它不知被卖到了哪里，估计难逃被宰割的命运。

说起贷款，我想我应该算是恢复高考后第一个贷款上大学的人。我接到辽宁财经学院录取通知书之时，真是身无分文。学校远在大连，屈指一算，至少需要30元钱。通知书上写着，如果入学旅费有困难，可到当地教育局申请资助。我到了县教育局，找到了负责此事的人，他说教育局已研究，到火车站买半票，可把车票寄回来报销。我当时想，我如果有钱买票，还申请资助干什么。没有办法，我只能求助于一个在公社信用社工作的同学，他是同学中唯一一个拿工资的人。他正在县城学习，从教育局出来，便找到了他。我提出借钱，他迟疑了一下说：“你贷款吧，我给你写一个条，你去找信用社主任。”我说：“信用社不是不给个人贷款吗？”他说：“你以生产队的名义去贷。”第二天，我从会计那里把章借出来，到信用社贷了30元钱。回来后，给会计写了借条，并保证年内还清。但我并没有按期还清贷款。我按教育局那位负责同志的要求，买了半票，票价不到20元。车到大连，出站时，票却给验票的收去了，我找其要票，说要回去报销。验票的说：“半票不准报销，之所以收回，就是怕你们钻政策空子。”那时的人，真是执行规定不走样，不像现在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通融。到学校后我给教育局写了信，说明了情况，但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我认为教育局欺骗了我，直到现在我还这么认为。这件事使我懊恼了很长时间，我无法按时还清借款，我平生最恨骗人的人，最看不起无诚信的人，而现在是我违约了。四年大学，我只回过两次家。假期，在学校搞勤工俭学，第三年，我攒够了钱，回家时，才把贷款还上，终于卸下了压在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至1978年3月5日我乘上去北京的火车去东北大连上大学为止，我在农村度过了22年半的时光，从童年到青年，从小学到高中，是我最难以忘怀的。最贫穷、最艰苦、最充实、最愉快，最令人回忆，上面所述，只是一鳞半爪，将来有机会再细细道来。（来源：艾蒿书院微信公众号   2024年09月11日）

责任编辑：海英